“1950年1月中旬的傍晚，北京西苑礼堂外传来一句压低的疑问：‘粟司令，你可别瞒我凯丰配资，我那小子还活着吗？’”
战争年代的将领很少把私人情感挂在嘴边，李克农却在会议散场后追着粟裕发问。原因很简单——半年来，他再没有收到小儿子李伦的来信。父子俩一向以每月一封信互通平安，这份突然的沉默，让这位情报首脑坐立难安。
粟裕略显意外。他刚在会上分析了渡海作战方案，满脑子都是兵力、舰艇、气象，根本没听说李伦的事。“先别急，回头我立刻查。”话虽简短，却立刻稳住了李克农的情绪。这句承诺也把两位主帅的记忆拉回二十多年前那个动荡的上海。
1927年，李伦出生在安徽一个普通院落。父亲李克农刚把名字报上去，便奉命潜往上海特科。家门口第二天就贴上悬赏通缉，母子只能隐姓埋名。三岁那年，李伦和母亲才被秘密送到上海，表面是小职员的家属，实则给李克农“做戏”，博取徐恩曾的信任。孩子年纪小，却早学会“街角遇见陌生人别乱说话”这种生存法则。
1931年4月，顾顺章叛变，整个上海地下网岌岌可危。钱壮飞将密电送到李克农手里，短短一个午后，一家三口沿着后门小巷奔逃。李伦被母亲一路拎着衣领跑，鞋都没顾上穿；当天夜里母子躲到菜市场角落，靠半张烧饼熬过危机。那段经历，李伦后来说“晚上闭眼都是探照灯扫过摊棚的光”。
抗战爆发凯丰配资，父亲自南京撤往武汉途中顺道回乡，久别七年的孩子已认不得他。临走，李克农把家眷全带在身边——明面上是团聚，实则更方便保护。1939年，十二岁的李伦主动报名八路军。年纪虽小，口风却紧，组织安排他在通信连磨练。
到十六岁时，他“吵着”要上前线。李克农权衡再三，把人送到聂荣臻那里——“聂帅规矩多，你受得住就去”。李伦在抗大总校学了几个月步兵战术，随后转去炮兵。彼时延安缺的正是火炮骨干，他拆装迫击炮的速度数一数二，被老师傅称作“闷头小炮兵”。
1947年，华东野战军急缺炮兵干部，李伦调往华野特种兵纵队。出发前夜，父亲交代三件事：守纪律、别显摆出身、每月来信。李伦一句“记住了”，随即登车。陈毅早闻其名，见面只问一句：“会不会用迫击炮压制山头？”李伦点头。“行，直接去榴弹炮团。”自此，这位“特种兵纵队最年轻的副营长”跟着粟裕北上南下。
从孟良崮到济南，从淮海到渡江，李伦的炮兵营拉炮跑在队首。淮海一役，他用三门榴弹炮阻断黄维兵团救援，火力图直线划过，用坐标校正误差不到十米。战后，营里三分之二的炮手受伤，他却只在帽檐上蹭了一道弹片痕，同行笑称“命硬”。
上海战役结束后，东海前线骤然忙碌。李伦先在杭州湾练渡海，再奔舟山群岛，白天运炮，夜间勘测射表，连轴十几周。一封家书要么写到一半就随部队转移，要么在海上湿透报废。半年过去，他确实没寄出一张信笺。
北京这边，李克农愈发不安，却因忙于朝鲜半岛情报和台湾侦察无法南下。情报系统讲究保密，他也不能直接给作战部发电报探亲，只能把焦虑压在心里。直到那场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渡海作战汇报结束，他抓住了粟裕。
粟裕返沪后立刻电令华东军区：限三天查明李伦去向。第三天上午，陈士渠把情况呈送：李伦活得好好的，前月刚在解放舟山群岛战役中立下一等功，目前正随部队换装苏式炮。批语末尾写着：“此人半年未通信，已口头严厉批评，责令补写三封家书。”
几天后，一封厚厚的信件飞抵北京。信里很少抒情，全是技术口吻：新炮射程、火控表、岛屿地形数据，再加一句“请父亲放心，儿尚健”。李克农看完，只说一句：“这小子，还是那副写报告的调子。”然后把信仔细折好，塞进公文包。
不久，李伦奉命进京参加炮兵学院筹建。父子在西苑招待所见面，李克农把旧信拍在桌上：“纪律第一，家信也算纪律。”李伦憨笑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，算作认错。当晚，他整理前线笔记，准备次日提交课程大纲——和平建设同样需要火炮专家，他清楚这一点。
李伦的军旅还在继续。后来，他把渡海作战经验写成教材，参与制定海岸炮兵射击规程。父亲李克农则在情报战线忙碌到生命最后一年。两条看似不同却紧密相连的道路，起点都在那个动荡的春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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