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牛配资 1950年，76岁老人闯入县政府，遇阻后竟痛哭道：是毛主席让我来的

1950年1月18日清晨公牛配资，县政府门口传来一句嘶哑的呼喊：“同志，让我进去，毛主席让我来的！” 寒风刮得人脸生疼，值勤战士皱眉打量来人。破棉袄、草鞋、满头白发——这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老农，身上却裹着说不出的倔强。守卫让他稍候，他却在石阶上突然蹲下，捂脸抽泣，肩膀一下一下抖动。短暂的骚动吸引了行人，也拉开了这段被岁月尘封的往事。

门岗只是普通转业军人，根本不知道眼前老人是谁，更没料到他与毛泽东曾结下极深的情分。老人的名字叫李溯清，今年七十六岁，韶山人。守卫把情况呈报后，县里主管民政的干部才把老人请进值班室，炉火正旺，空气里却透出凝重。老人从怀里摸出一张信纸，角落打着折，边缘磨得发黄，那是毛泽东半个月前写给他的亲笔信。看到“润之手书”四个小字，干部立刻明白事关重大。

李溯清并非一般百姓。早在清末，他就在湘潭师范、长沙法政等校求学，是当地少有的新式知识分子。地方父老称他为“老秀才”，孩子们管他叫“李先生”。二十世纪初，韶山闭塞，破庙草堂就是学校。李溯清常搬来几捆稻草，一根木板当讲台，给农家子弟识字讲史。也正是在这样的草堂里，一个十四岁的放牛娃端着书来旁听——他就是毛泽东。

两人年龄差近二十岁，却聊得热火。李溯清喜欢谈孙中山，也谈卢梭；毛泽东爱问“天下为何如此之乱”。先生听得高兴，常把自己珍藏的《天演论》《新民丛报》塞到毛泽东背篓里：“读了再说，书不能光搁着。”这种不拘形式的“私人课堂”持续三年。李溯清没收过一分束脩，倒贴纸墨，原因很简单——他认定这个娃有股不服输的狠劲，值得栽培。

辛亥革命爆发，毛泽东告别先生去长沙当炮兵学生，临走前一句话记至今：“若为天下计，万死不辞。”李溯清点头，却没想到自己日后也要交出更沉重的答卷。二十年代，毛泽东回韶山组织农民运动，局势骤紧。李溯清大义当前，把长子李耿侯、次子李贡侯以及年仅十六岁的孙子李德深一并送到山上秘密支部，“姓李的没几个读过军书，但打土豪分田，不能落后。”

血与火的考验来得很快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，李耿侯被捕后当街就义，壮年头颅滚落尘土。李溯清收到衣物残片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值当。”1930年，李德深在攸县战斗中牺牲；1932年，李贡侯掩护突围公牛配资，被机枪扫倒在洞口。短短五年，父子三人全部长眠异乡。

乡亲劝他节哀，他只念一句“革命尚未成功”。然而接踵而至的苦难仍撕扯着这位白发老人。抗战爆发，田地荒芜，他靠编草席糊口，腊月也舍不得烧几根柴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既欣慰又惆怅——欣慰的是理想终于落地，惆怅的是子孙身后事仍无着落。

毛泽东在北京忙得团团转，一次翻旧笔记看见李溯清的名字，顺手问秘书：“老人家现在怎样？”数日打听，才知李溯清孤身在韶山，衣食困顿。毛泽东当即写信，让老人去县里办理烈属抚恤，并附上一笔稿费。信中并无豪言壮语，只一句：“国既新，家亦当安。”

就因为这封信，才有了老人在政府门口的那场悲喜交织。县里随即启动审批流程，但与公私合营、土地丈量等工作叠压，手续推不动。民政干部想了想，先把毛泽东寄来的稿费折合米面布匹送去，又请卫生院给老人做了体检。

不得不说，当年档案保存极为艰难，许多烈士牺牲后只有口头证明。为了查清李氏父子三人的身份，县里派专人跑长沙、跑省军区，翻查缴获的敌伪卷宗，甚至走访当年失散的老战友。半年后，烈士登记表终于盖上红印，补发的烈士证和抚恤金送到李溯清面前。老人接过证书，先磕头，再挺直腰杆，像是在给儿孙点名：“耿侯，贡侯，德深——你们听见没有？国家认你们啦！”

手续办妥后，毛泽东再度来信，邀请李溯清进京。老人先是犹豫，认为自己“土得掉渣”，可县里再三劝说，才踏上北上的列车。1952年春，他与十几位老友在中南海西花厅用早点，红枣小米粥、两个烧饼、一碟咸菜。毛泽东握着他的手，笑道：“老师，你还是当年的先生模样。”老人反问：“主席，你还是从前的学生脾气吗？”掌灯之时，二人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远眺，寒风猎猎，却无人觉冷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李溯清并未因为朝廷礼遇而停下教书。他回乡后继续在祠堂里教孩童识字，哪怕眼神昏花，仍坚持朗诵《楚辞》，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“自强不息”。晚年的他常说：“国家强要靠几代人。”1962年，李溯清病逝，简单木棺、一张烈属证随葬。乡里人放炮致哀，毛泽东从北京发来挽联：“师道长存，家国是念。”

纵观李溯清的一生，读书、教书、送子孙上战场，看似平凡，却与中国近现代史的激流紧密相连。毛泽东尊之为师，不只因为当年三卷书，更因为他把个人悲欢融进民族大义。如今谈到1950年那场“闯门”，不少人会笑说老人固执，可若换个角度想，那是一个老革命对新政权的信任，也是烈士家属最质朴的权利申诉。若无那一次痛哭，档案里的空白也许至今无人填补。